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起源 | 徽州文化

2016-11-6 14:29| 发布者: 起源地信息中心 |来自: 中国起源地

摘要: 徽州位于皖南山区,黄山雄奇甲天下,白岳旖旎称神州。勤劳的徽州人民在这里创造了璀璨夺目的历史文化,引领风骚千余年。提到徽州文化,人们总以博大精深相称。那么,如此博大精深的徽州文化是如何形成的呢?它的历史 ...


       徽州位于皖南山区,黄山雄奇甲天下,白岳旖旎称神州。这里山清水秀,人杰地灵。思想伟人,学术巨子,灿若群星;新安文化,徽州艺术,万紫千红。勤劳的徽州人民在这里创  造了璀璨夺目的历史文化,引领风骚千余年。提到徽州文化,人们总以博大精深相称。所谓博大,指其取得的辉煌成就,几 乎涵盖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各个方面,在思想哲学、道德伦理、语言文字、文学艺术、文化典籍、科技工艺等各个领域都有上乘表现,且自成体系;所谓精深,乃言徽州文化的水平并不是一般性的,其所展现的高深的思想造诣、精湛的艺术水准与丰厚的文化内涵,既显示了地域特色,同时也是那个时代最高水平的一个代表。它集中地体现了当时文化发展主流的诸多方面,异彩纷呈,贡献巨大。那么,如此博大精深的徽州文化是如何形成的呢?它的历史发展轨迹又是怎样的呢?



徽州文化是在独特的地理和人文环境中生成的

       地理环境是徽州文化形成的一个重要因素。徽州地处万山之中,川谷崎岖,峰峦掩映。虽然山川秀丽,风景绝佳,但“其地险狭而不夷,其土驿刚而不化”。特别是其中能够开垦的土地所占比例很小,俗称“七山一水一分田,一分道路和庄园”。人们不得不在石头缝里种庄稼,所垦梯田拾级而上,指十数级不能为一亩。这与平原地区得天独厚的耕作条件形成成了鲜明对比。在农耕时代,这样的生存环境与其说是很差的,毋宁说是恶劣的。然而,徽州人并没有向恶劣的自然条件屈服,世世代代勤于山伐,能寒暑,恶衣食,不畏险阻,艰苦劳作。在与峭山激水的反复搏斗中,徽州人愈发坚忍不拔,培养了气质,缔造了精神。

       徽州山水的灵性,化为徽州人的品格。南宋休宁知县祝禹圭说,徽州“山峭厉而水清激,故禀其气、食其土以有生者,其情性习尚不能不过刚而喜斗,然而君子则务以其刚为高行奇节,而尤以不义为羞”。南宋著名学者罗愿说:“其山挺拔廉厉,水悍洁,其人多为御史谏官者。”清代朴学大师戴震亦说:“生民得山之气质,重矜气节。”“地理环境对徽人性格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其中最为突出者,即是赋予了徽州人一种刚性气质。或负豪使气,争为长雄;或刚而喜斗,难以力服,而易以理胜。其为官者,刚正不阿,多为御史谏官;其为学者,空所依傍,独立思考,多有创见。正是山区这种特殊的地理环境,造就了徽州人的骨骼,成就了徽州人的性格。



文化融合是铸就徽州文化的核心因素

       秦汉以前,生活在徽州这片土地上的主要是山越人。山越人以伐山为业,刀耕火种,勇悍尚武,是为山地游耕文化。从大的方面来说,则属于中华文明源头之一的南方越文化。另一方面,徽州区域自秦置黟、歙二县,中原汉文化开始渗入。至东汉初年,即有中原大族迁徙徽州。中国历史上每逢朝代更替,常常发生动乱。当大动乱 动乱发生之际,不仅平民百姓,就是世家大族也会受到沉重打击,而被迫举家迁徙。如历史上有名的西晋末年永嘉之乱、唐末黄巢之乱以及宋金战争等,这些大动乱都引起了北方士民大举迁入徽州。迁徽后的世家大族仍聚族而居,重视教育,崇尚儒雅,带来了中原文明。     

       随着人口繁衍与族群扩大,迁徽士民反客为主,而成为徽州的主要居民。在此期间,一些担任郡守的文人名宦,如南梁之任昉、徐摛,唐朝之薛邕、洪经纶等,都大力推行礼仪导文学雅”,成为徽州的社会风尚。于是,中原文化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。然而并不能说,中原汉文就取代了当地山越文化。唐人吕温说:歙州“地杂瓯骆,号为难理”; 瓯骆,即指越人;难理,指徽人争强好胜、健讼喜斗而言。徽州难治是出了名的,直到明清仍有此类记载。这说明山越文化的影响一直是存在的。在两种不同文化的交汇之中,免不了碰撞和冲突,但更多的是交融与汇合。这种融合是双向的。中原文化强有力地影响了山越文化,促其益向文雅;而山越文化也深深地渗透到中原文化之中,使之趋于刚健。



       在徽州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中,诸如重视教育的儒家传统,崇尚儒雅的社会风气,维系族群的宗族观念,等等,都明显具有中原文化的特质;而其刚健有为的积极进取意识、吃苦耐劳的徽骆驼精神、向外拓展的开放风气等,则无疑皆反映出山越文化的元素。徽州文化既体现了中原文化的儒雅风范,又渗透着山越文化的刚强气质。中原文化与山越文化二者相辅相成,从秦汉至隋唐五代,经过长期的交汇融合,结果演绎成具有特色的徽州文化。徽州文化并非中原文化单纯的传承而是具有了新的特色。例如,中原的农耕文明,本是一种定居文化,一般都安土重迁而徽州文化则有所不同,无论科举出仕,还是外出经商,都大规模地走了出去,其中固然有地理条件这个因素,但也是由于徽州人具有向外拓展的开放精神所致。

       总之,大规模移民活动促成的文化融合,以及独特的山区地理环境,孕育了具有特色的徽州文化。其基本精神,诸如崇文重教的儒家传统、刚健有为的积极进取意识、向外拓展的开放风气、吃苦耐劳的徽骆驼精神等,构成了徽州文化的主体,形成了徽州文化的核心。这些文化因素对徽州发展的影响巨大而深远,使其后的徽州能在一个高起点上异军突起。


       在中国历史发展演变的伟大长河中,宋代以后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。宋代以前中国的经济文化重心一直在黄河流域,在北方;而宋代以后中国的经济文化重心则移至长江流域,移到了江南。这一转移始于六朝唐代,至宋代最后完成。宋代土地私有制进一步发展,商品经济十分繁荣,海外贸易颇为兴盛。与经济重心南移的同时,徽州的地位随之大幅提升。徽州虽不处于江南三角洲的核心地带,但距离杭州并不遥远,“其地接于杭睦宣饶,四出无不通”,宋南迁后,“中兴实为辅郡,四朝涵育,生齿日繁,地利日辟,人力日至”。辅郡,即畿辅之郡。徽州无疑属于当时江南最为发达的经济文化圈之内。其后,随着经济文化的进一步发展,徽州在全国经济文化发展坐标中的地位愈益突出,更加重要。

       徽州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并不局限于徽州本土。正如胡适所言,对徽人来说,有所谓的小徽州与大徽州。小徽州即指徽州本土,大徽州则指徽州以外的华夏大地乃至海外的广大空间。徽州文化既发达于徽州本土,又活跃在华夏大地。徽州本土的狭小促成了徽人的向外扩展。最初当是一种不得已的行为而后则成了一种社会风尚。黴人通过经商、科举、出仕、游学、移居等种种途径,与外界建立了广泛的联系和交流。



宋代之后,这种交流一直未有中断,明清时更为频繁,形成高潮

       这种交流是双向的、互动的,相互影响,相得益彰。在这种交流中,徽州于经济上聚天下之财富,文化上得五方之风气,与此同时,徽商置业四方,称雄宇内,徽人出仕、游学,遍及各地。富有特色、独领风骚的徽州文化也随之传播四海,在各地开花结果。徽州成为那个时代经济文化发展的一个交汇之地与辐射中心。徽州文化的形成、发展与繁荣,乃是充分地利用了大徽州这个广阔的舞台,有赖于此者至大矣。

       自隋唐兴起的科举制度,至宋代也进入了全面发展的阶段。宋统治者大力开科取士,使之成为选拔官员的主要手段。徽州人以其文化优势及时地抓住了这个历史机遇,科举出仕者大增。最新研究成果表明,两宋时期徽人登科总人数为861人,而在唐五代时期徽人登科者仅10人。宋代徽人担任过四品以上官职者达30余人,所谓“宋兴,则名臣辈出”是也。徽州人首先在政治上实现了崛起。

       宋代理学的兴盛,把儒家思想推向了新的阶段,在中国思想文化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之意义。理学起于北宋周敦颐、程颢、程颐等人,至南宋朱熹为其集大成者。此后盛行于世,元明清统治者独尊理学,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官方的意识形态。朱熹理学甚至影响东亚,远播欧洲。以徽州为故里的朱熹及其理学,对徽州本土影响至深至大。经过元代的发展,形成了新安理学学派。“朱子之学虽行天下,而讲之熟、说之详、守之固,则惟新安之士为然。”徽州人成为践行理学的典范。而徽州本是“程朱桑梓之邦”,“婺源之有朱子,犹邹之有孟子、继曲阜之有孔子也”。自南宋“咸淳五年(1269)诏赐文公阙里于婺源”之后,向有“程朱阙里”“东南邹鲁”之称,即徽州乃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儒家代表人物的发祥之地,其所处地位不言而喻。



        宋代以后,徽州迎来的另一个历史发展机遇则是商品经济的兴盛繁荣。宋元以降,特别是明中叶以后,商品经济显著发展。这是中国古代商品经济 发展的一个新的高峰。其显著特点是:主要民生用品商品化程度增大;长距离贩运贸易发展;商路增辟和新兴商业城镇增加;大商业资本兴起,等等。总括起来即是全国性市场形成。明清时代商品经济的发展与全国性市场的形成,为徽商的崛起提供了广阔的舞台。不过,商品经济的发展只是一个客观条件,它对当时的人们来说,机会大致是相同的。

        那么,历史为什么选择了徽州人,最后是徽商称雄四海呢?这与徽州文化有密切关系。在以农为本、安土重迁的时代,外出经商首先要克服死守故里的观念。徽州人能够做到“十三十四,往外一丢”,勇于外出经商,并且成为一种风尚,是很不简单的。这种向外拓展的开放精神,正显示了徽州文化的特色。当然,徽州人外出经商有地理条件这个因素,由于山多田少而不得不外出谋生。但明代各地因饥荒徭役而外出逃生者极为众多,这些人沿街乞讨者有之,为人帮工者有之,充当奴仆者有之,更多的人则是四处流浪, 难以控制,史称“流民”。

终明之世,流民一直是无法解决的一大社会问题。而徽州人外出则主要是从事商业活动,并且取得了巨大的成功。这是因为,徽州文化崇文重教,教育十分发达,“十户之村,不废诵读”,莫不有学有师。

        正是教育的普及为经商准备了必要的条件。无需赘言,目不识丁是难以外出经商的,即使中小商人,也必须具备一定的文化知识。至于那些在全国性市场环境下从事商贸活动、进行大商业资本运作的富商巨贾,更需要较高的文化素养。黴商许多人本来就是儒者,他们以儒家理念来指导其商业活动,贾而好儒,而被称为儒商。正如戴震所言,徽人“虽为贾者,咸近士风”。富有特色的徽州文化在徽商崛起的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,毋庸置疑。而徽州宗族也有开放的一面,对徽商的经营活动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。他们筹集资金,为徽商创业提供资本;输送人力,以建立徽商对行业的垄断;利用宗法,来强化徽商的商业组织,等等。徽州宗族成为徽人外出经商的可靠保障和坚强后盾。

        关于徽商取得的巨大成就,当时颇有记载。

        明人谢肇淘说:“富室之称雄者,江南则推新安,江北则推山右。新安大贾,鱼盐为业,藏镪有至百万者,其他二三十万则中贾耳。”活跃于明清时代的徽商,足迹几遍宇内,从偏远的沙漠到神秘的海岛,乃至于海外;其资本雄厚,积累了巨万财富,藏镪百万、千万;他们掌握着某些行业的垄断性经营,如盐业、典当业等;他们拥有各个商帮之首的地位;他们从明中叶兴起,至嘉靖、万历时达到繁盛,在清代又有一个大的发展,称雄于全国商界数百年之久。徽商活动的意义远远超出商业本身,对当时的经济、文化等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与影响,促进了社会的变迁。

        明中叶以后商品经济的发展,不仅是中国古代商品经济发展的又一个高峰,而且出现了一些新的因素,如全国性市场的形成、新的生产关系萌芽,等等,显露出从传统走向近代的曙光,具有时代转型之意义。在这一时代转型的潮流中,徽商所扮演的角色不只是受益者,也是推动者;不只是参与者,更是拓者。即明清商品生产的发展和全国性市场的形成及商人集团的兴起,二者也是一个互动过程,并非是商品生产发展了,全国性市场形成了,然后才有人集团的兴起。当时,徽商经营的范围甚大,地域极广,影响至深。

      “其货所不居,其地无所不至,其时无所不骛,其算无所不精,其利无所不专,其权无所不握。”商业的繁荣也促进了商品生产的发展和全国性市场的形成,在这一方面徽商等商人集团与有力焉,贡献尤大。徽商乃为这一商品经济发展大潮的领军者,而处于时代发展之前列。,则是商品经济的兴盛繁荣。



         徽商是在具有特色的徽州文化背景下发展起来的,而徽商在经济上的成功反过来又在各方面影响着徽州的文化发展,从而造就了明清时代徽州文化的昌盛。经济与文化互动,在徽州历史上被演绎得淋漓尽致。徽商取得的财富成为徽州文化昌盛的物质基础。徽商对教育科举、文化艺术、建筑园林、公益事业等投入了大量财富;还以其雄厚的经济实力为徽州培养造就了大批人才,包括一批出类拔萃的文化人才,从而铸就了徽州州文化的辉煌。

         明清时代的徽州文化光辉灿烂、万紫千红。如徽州教育、新安理学、徽派朴学、新安画派、徽派篆刻、徽州版画、徽州刻书、徽州三雕、徽派建筑、徽州园林、新安医学,以及自然科学、数学、徽剧、徽菜等,几乎在各个文化领域都取得了辉煌成就,有的领域臻于极致,后世难以企及。其水平之高、贡献之大,世所公认, 它们既有地方文化之特色,同时也是当时主流文化的一个代表,或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一席之地,而成为灿烂的中华文化之一瑰宝,具有典型性与普遍性的特点。

         随着商品经济的繁荣与徽商的成功,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。明后期文坛领袖、徽人汪道昆说:“大江以南,新都以文物著。其俗不懦则贾,相代若践更。要之,良贾何负闳儒!则其躬行彰彰矣。”又说:商农“各得其所,商何负于农?”到清代徽州学者俞正燮亦说:“商贾,民之正业。”他们不仅发出了“商何负于农”的质疑,而且正面肯定了商贾本是民之正业,商与农是平等的,从根本上批驳了商不如农的传统观念。这种文化自觉,显然是对历来重农抑商政策的否定,是对当时仍在流行的商为四民之末观念的批判,是对几千年来根深蒂固传统的挑战。其意义已不限于地域文化范畴,而是发出了时代的先声。



逮至近代,由于徽州传统文化的厚重,不免给其转型带来了负面影响

       徽商在近代失去了领袖群伦的地位,而徽州社会的转型亦步履蹒跚。尽管如此,徽州文化在向近代转型的进程中仍不乏亮点,值得关注。徽派朴学大师戴震,作为18世纪中国唯物主义哲学家,其思想显露出的近代气息,具有早期启蒙之意义,已众所周知。鸦片战争前,俞正燮秉承徽人的刚毅气质和求实精神,发表了许多离经叛道之论,勇于向传统观念宣战,被称为中国思想界三贤之一,特别是其维护妇女权益、主张男女平等的诸多阐发,更展现了朴素的人权观念和平等思想。咸同兵燹后,寄居徽州的学者汪士铎,对早婚等诸多陋习痛加批判,阐述了早期的人口思想;又对儒家仁政、德政进行批驳,而主张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。

       同一时期,徽籍大臣王茂荫所提出的货币理论与财政政策,切中时弊,见解卓越,阐发深刻,在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,成为马克思在《资本论》中提到的唯一中国人。黄宾虹作为近代新安画派的代表人物,在总结前人的基础上,多有创变,独树一帜,成为继渐江之后的又一个高峰。徽班进京,被公认为京剧发展的源头之一。

在自然科学方面,徽州数学家汪莱成就斐然,他提出的P进位制的理论,实为现代计算机原理之先河。至于徽人胡适,作为五四时期新文化旗手的地位与作用,无需赘言。其主张固然是对传统文化的一种反驳和扬弃,然而,从其批判精神来说,却是与朱熹、戴震这些徽州先贤们一脉相承的。而以上这些在徽州文化转型中闪光的人物,也无一离不开深厚的徽州文化沃土的孕育。



         回顾徽州历史文化的发展进程,交织着人与自然的磨合,不同文化的融合以及经济与文化的互动。历经千锤百炼的磨砺,造就了具有较高素质的徽州人。徽州文化是时代发展的产物,宋代以后经济文化重心南移和商品经济的发展,为徽州的崛起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。徽州文化又是利用大徽州即本土以外的广阔舞台而发展起来的。归根结底,徽州文化是具有较高素质的徽州人所创造的,是高素质的徽州人及时地抓住了时代发展的机遇,充分利用大徽州的广阔舞台,而创造的光辉灿烂的徽州文化。

        博大精深的徽州文化构成了徽学研究的深厚根底。而对徽州文化史的探索,无疑是黴徽学研究的一个重大课题。继大型学术丛书《徽州文化全书》出版之后,多卷本的《徽州文化史》又付梓问世,不啻为徽学研究之一盛事。受安徽省徽学学会之嘱,不揣浅陋,写此粗略文字,以为该书之引。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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